【嘉宾简介】贺逸秋，1936年出生于上海，贺绿汀长女。1941年初随母亲从重庆赴延安。就读于延安八路军抗属小学、延安保育院小学。解放战争时期跟随延安保小撤出延安，并于1949年来到北京，先后就读于北京育才小学、北京师大女附中。1961年毕业于南京农学院，分配在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工作。1979年调回上海，为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所助理研究员，后从事党务工作，先后任上海植物生理所生所党委办公室主任、纪委书记、党委副书记等职，1997年退休。

采访贺逸秋时，这位贺绿汀先生的长女反复强调：父亲所做的一切，是那个时代赋予他们的责任和担当，“在党的领导下，他以音乐为武器出了一份力量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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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暴动歌》，鲜为人知的第一首革命歌曲

或许很少有人知道，父亲曾经参加过广州起义，并在起义失败后随部队来到澎湃的家乡海丰，还在当地政府中负责宣传工作，写下了他的第一首革命歌曲《暴动歌》。

在那里，他和一位叫做丘席珍的儿童团团长在一起办公。父亲晚年经常回忆起这一段经历，他说很有意思，一个小孩子像模像样在那办公。更神奇的是，父亲后来在新四军工作时又碰到同在鲁艺工作的他，可惜后来这位战友在反扫荡中牺牲了。

从海丰撤退到香港后，父亲又辗转来到上海（那应该也是他第一次来到上海），但是不久就因为偶然的原因入狱，并且被迫把组织关系的证明吞入肚中，从此就和党暂时失去了联系。

不过父亲真的是一个很执着的人，干什么东西他都是很执着的，就是在那个监狱里头，就在那种情况下，他能够把日语学到能够看书阅读。

在上海，正式走上音乐之路

我感觉父亲是个很乐观的人，很积极向上。虽然经历了很多，但是即使在最困难情况下，他都能够努力找到出路。

例如出狱之后的他从南京来到上海，想要考上海音专，第一次没有考取。第二年，他就发奋学钢琴、学和声，把那些规则都写成条子，贴在房间里头，来回地看。所以第二年考的时候，三项考试他都胸有成竹了，结果钢琴和和声考完以后，成绩都不错，黄自先生就说，你就不要考小提琴了，你就直接来上学吧！

1934年11月，《牧童短笛》获奖合影

于是，他就跟着黄自先生学习。再接下来就有了《牧童短笛》的参赛机会，得了奖，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。因为当时家里的情况其实很困难，还好得奖之后，学校给父亲免了学费，他才能继续安心学习。其实那一次父亲另外还有两首参赛作品，其中有一首叫《晚会》，他自己很喜欢，我听到过他在家里自己拉小提琴，演奏这首曲目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因为聂耳的关系，他进入了电影界，写了一些电影歌曲，然后慢慢地事业才发展起来，家里条件也慢慢好起来。

不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，他最后其实连音专都没有毕业。但在上海当时有很多白俄，他们的音乐水平很高，另外还有工部局交响乐团，他们的水平也很高。父亲跟他们学到了很多。

一气呵成的《游击队歌》

父亲写《游击队歌》，是在山西临汾的八路军办事处，我去看过，那里就是一个老百姓的平房，而父亲就坐在一个炕上头写的整首曲子。

实际上，他说他老早就在想要写一首这个主题的歌曲，但是构思来去，一直找不到感觉。直到后来听了朱总司令的报告讲游击战争的形式，后来还到部队去体验生活，慢慢才找到这个感觉。

然后，几乎是在一个晚上，在油灯下，父亲把这首《游击队歌》的词曲，就一气呵成地写了出来。

他的身上，背着”上音”

文革之后，父亲因病在北京住院。我当时在南京，就说要不你到南京来养病吧，我们都给他准备房子了，最后他还是急着上音的事情，直接回了上海。

父亲对上音的感情真的是很深的。

1985年5月，贺绿汀当选中国音协名誉主席

就比如说上海音乐学院那个校址的几次搬迁，从江湾到漕河泾再到现在的汾阳路。其实都是我父亲和陈毅市长去争取来的。因为陈老总很忙，据说父亲就坐在那个门口等他，等了整整一天。所以后来陈老总自己也开玩笑说，他对老贺没有办法。不过也是因为这段接触，陈毅了解我父亲，后来反右的时候他说了句：老贺就是个“炮筒子“，不会反党的。父亲这才没有戴右派帽子。

还有一件事情是是我亲身经历，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有一天我妈妈劝我爸爸，说你也可以像巴老（巴金）那样写一些东西。结果父亲说，我和巴金不同啊，“我身上背着（上海）音乐学院啊！“我妈妈就呛他，说：“（上海）音乐学院就是你的命！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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